中国共产党早期科技实践的“星星之火”

抗战时期延安的无线电器厂

毛泽东1944年在延安为李强题词。（图片由作者提供）

 

（来源：科普时报）编者按：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时！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为了重温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回顾党领导下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本报从即日起开设“奋斗百年路”专栏，用述评、通讯、图片等多种形式，挖掘党史、科技发展史的某个经典片段或瞬间，讲述红色科学家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展现科技界矢志报国、自立自强的伟大精神。让我们在回望百年路中汲取继续前行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百年的光辉历程。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是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英勇奋斗的一百年，是为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奋斗的一百年，也是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不懈奋斗的一百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的独立，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蓬勃发展的科技事业。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最早的一批党员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近代科学技术背景或较早接受了民主、科学的思想，他们对于在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比其同代人理解得更深切更全面。陈独秀1919年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大力宣扬“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毛泽东1926年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提醒全党：“农民问题本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帝国主义、军阀、地主阶级等人为的压迫问题，与水旱天灾、病害 虫害、技术拙劣、生产减缩等天然的压迫问题。前一问题固然是目前的紧急问题，同志们的注意力自然都集中在这里面。但后一问题也是非常之严重，我们不能不积极地注意。要解决后一个问题，需要着全国的革命的政权与科学的方法，不是即刻能办之事，但时期也就快要到来了，我们应得预先准备。”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就已经开始把红军迫切需要的军医、军工和无线电通信等技术工作，以及在青年和民众中所能进行的科学知识教育工作列上自己的议事日程。

说到党在早期的无线电通信工作，我们必须介绍一位早年的中共党员李强（1905-1996），他是江苏常熟人，早年毕业于南洋学堂土木工程专业，1925年“五卅”运动中成长为学生运动领袖。1925年6月入团，8月转为中共党员，后回乡创立了常熟第一个党组织，并为上海工人运动成功研制炸药。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到武汉任中央军委特科特务股股长。中央机关撤到上海后，担任中央特科通讯科科长，1928年11月因情报通讯革命工作需要，周恩来指示他研制无线电电台，1929年春他自制了中共历史上第一部地下电台，培养了中共历史上第一批无线电人才。

1929年年底，李强奉命到香港九龙建立第二个秘密无线电台。1931年1月，沪港两地通报成功，成为中共自己制造的第一对通报电台。不久，中共中央的声音已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传达到全国各大根据地。

后来，李强被组织派到苏联学习，在苏联邮电部通信科学院工作期间，发表论文《发信菱形天线》，在苏联无线电界引起震动，升为研究员，成为全苏联7位无线电专家之一，研究成果被命名为“李强公式”，载入苏联百科词典。1937年“七七”事变后，李强回到延安领导创办军工系统，并兼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院长，培养了大量的未来新中国科技人才，特别是科技管理人才，有的当了部长、局长，甚至国家领导人。解放战争时期，李强受命建造了短波广播发射台，把新华社的声音传向全世界，组织领导了北京、南京、上海广播电台的接管工作，成为新中国广播事业的奠基者，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

说到我党早期在青年和民众中所进行的科学知识教育工作，不妨举一位爱国青年武衡的例子。

武衡（1914-1999），江苏徐州人，1934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地学系，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党组织指示在清华创办《新科学》周刊，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我们要让科学站在国防的大麾下，为了救亡而服务”。

同时，《新科学》提出的另一个目的是“打开以往学科学者与大众隔离的畸形局面，给人民灌输一些在现阶段上所迫切需要的科学常识”，也就是普及实用科学知识特别是国防科学知识。

1937年1月，寒假到了，《新科学》及时提出：“我们学生既受到特殊优越的教育，在寒假中请你们尽最大的努力，放弃个人安乐的生活，走到民间去，接近大众，把你们所知道的科学知识教给大众，提高大众的知识水平，这就是做了最切实的救亡工作。”

《新科学》宣传“读书不忘救国”，动员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宣传国防科学，普及国防科学知识；宣传民主与大众的科学；宣传普及关于自然现象的，关于改造自然的，关于新发明创造的，关于自然科学最新发展的知识，介绍著名科学家的故事及其科学精神。

1937年4月，北大、清华、北平研究院等曾邀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来华访问讲学。《新科学》发表评论说：“我们欢迎玻尔先生的最大意义是他追求真理，摆脱一切古典理论束缚的革命精神。我们深愿玻尔先生这次来华讲学的结果，能够把这种伟大精神带给我们中国的每个科学家。”

后来武衡到了延安，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地矿系教员；1949年担任东北工业研究所所长；1952年担任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党组书记；1954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院党组副书记；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